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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作者:本室 日期:2014/6/6 来源:中共楚雄地方史(第一卷) 点击:6679 评论:0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随即入侵中国,迫使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为了反抗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楚雄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在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富有反帝反封建传统的楚雄人民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滇中各族人民不堪压迫,相继揭竿而起。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在云南,由杜文秀领导了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族民众大起义,由李文学领导了以哀牢山区为中心的彝族民众大起义。楚雄境内的各族群众涌跃参加了这两支起义大军。

 

1853年秋,南华县马街乡秀水塘村彝族农民杞彩顺、杞彩云两兄弟,联合附近彝、汉贫苦农民600余人举行起义。他们抗官抗税,袭击团练,打击地霸。1856510日,彝族农民李文学组织5000余彝、汉农民,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举行起义,在蜜滴村建立了农民政权。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杞彩顺率部参加李文学领导的起义军,被封为“南都督”,镇守南华县马街和楚雄西舍路等地区。1858年春,杞彩顺率部1000余人,由楚雄西舍路南下直取双柏嘉,击溃清军3000余人,杞彩顺在嘉设都督府。杞彩顺在嘉实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不别夷汉,夷汉同利”的政策,发展生产,联合抗敌。嘉成了李文学农民起义军根据地的主要后勤基地。18595月,杞彩顺命其弟杞彩云率领200兵马,挥师南下,直取新平县的戛洒镇,打败清军。杞彩顺的根据地发展到新平、楚雄、双柏、南华等地区。

 

18568月,杜文秀领导滇西回民在巍山县举行起义,10月攻入大理,在大理云南提督衙内设元帅府,杜文秀被推为大元帅。在反对清王朝的大旗下,楚雄境内的回、汉、彝等各民族群众纷纷响应举行起义。185910月,姚州(今姚安)回民与杜文秀起义军保文明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姚州城。18592月,武定县彝族农民毕顾保、唐有忠、杨再兴等领导彝、汉、回各族贫苦农民数百人,在武定县猫街誓师起义,先后攻克武定、禄劝、罗次、富民等县城,多次击溃清军的围剿。1860928日,彝、回起义军攻陷禄丰县城,歼灭清军张同登部及知事贾炳南防兵千余人。1862年,武定参将马荣率兵数千人进入昆明发动兵变,杀死云贵总督潘锋,牵制清军对大理的进攻。18683月,唐有忠率部参加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9月,唐有忠率部配合杜文秀起义军围攻武定县城。以上农民起义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

 

姚安县籍壬辰科进士胡寿荣,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于18954月,在北京毅然投入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在1300多人签名的“公车上书”上签名。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拥护“拒和、迁都、变法”主张。1897年,胡寿荣参加了维新派的“保国会”活动。1898920日,慈禧太后杀害“戊戌六君子”。通辑追随上书签名者时,胡寿荣被迫弃官潜回姚安。回到姚安后主持改建大成书院,在书院主持讲学。尽管胡寿荣在家乡得到父老乡亲的多方保护,但是,在清廷三次缉捕文书的追逼下,他为避免带累乡亲、为难地方官员,毅然于1911年吞金自尽,年仅39岁。《楚雄百年》第14页,德宏民族出版社。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开了闸门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10日,古老的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武昌起义。之后,革命烈焰势不可挡,很快推向全国,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

毛泽东说:辛亥革命,这是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级阶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创了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922日。“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为地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

 

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地处云南边疆的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号召,于19111027日举行腾越(今腾冲)起义。腾越起义的主要指挥者之一钱泰丰,就是南华县徐营人。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张绍三命钱泰丰等人筹备腾越起义。在参与筹备者中有的迟疑不决时,钱泰丰奋臂首出,指挥了腾越起义,成为全国率先响应并组织起义的地区之一,震动了省内外。新任云南省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李根源对其功绩极为赞赏,特提字镌刻于南华县西关石壁上,誉之为“革命先锋”。《楚雄人物》第7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

 

19111030日(农历99日),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起义,史称“昆明重九起义”。111日,起义军在昆明五华山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又名“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长,唐继尧、谢汝翼分掌兵权。这次起义,结束了云南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昆明重九起义”爆发后,楚雄地区各府、州、县传檄而定,通电响应光复,拥护共和。姚安州接省“重九起义”宣布光复电后,州府与绅民立即“联合电复反正,举行庆祝,摘录省报宣传,群情欢舞。知州喻元恺亦宣布反正,遵令剃发,循序井然”。民国《姚安县志》第337页。楚雄府末任知府崇谦在“昆明重九起义”后第三天,即邀请地方官绅传阅电文,表示拥护云南反正,于农历十四日(起义后的第五天)即复电省军政府申明:“楚雄官绅各界,一体赞同反正。”同时,向当地群众宣告起义事件,向各团保局宣布条规,维护社会治安。《楚雄百年》第15页,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6月,第一版。

 

19121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革命党中有人妥协,41日,孙中山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军事专制独裁。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北洋军阀所窃取。19151212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悍然称帝,宣布恢复帝制。13日,接受百官朝拜。12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禄丰县元永井人李修家,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三旅旅长兼南防卫戍司令,驻守临安(今建水县)。在遇粤督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军进攻云南护国军,数倍敌军围攻临安的危机之际,李修家身先士卒,率部冲锋陷阵,数次击溃敌军主力,稳定滇南局势,鼓舞了护国军的军心,受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嘉奖。民国初年,以军功卓著,晋升为陆军中将。《楚雄百年》第16页,德宏民族出版社。

 

  

五四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大解放

  

191954日,古老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使近代中国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背景是山东问题。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并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914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在中国扩展其侵略势力,以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而此时的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则不加制止,一味退让。191411月,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控制了山东。19151月,日本又对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要中国政府同意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并要中国政府允诺不把山东的土地及岛屿让给或借给其它国家,同时开放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的霸王条款;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由日本为中国采办一定数量的军械;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第18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如此之类的丧权卖国条款,当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由此收回山东的主权。19191月,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曾经对德国宣战,是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五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1)废弃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销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归还关税自主权。《中共党史导读》第9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5月第一版。后来在中国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又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又要求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和会最高会议拒绝了中国的这些正当要求。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相互勾结在一起,在拟定《巴黎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时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36日与中国所定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这就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去的胶州租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了日本,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中共党史导读》第9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5月第一版。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全国民众群情激奋,举国愤怒。53日晚,北京的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组织的成员,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主持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其他各校也有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5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并由北京大学学生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巡捕的阻拦后,又转到赵家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和谈判代表之一,当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和当时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本公使),是爱国学生一致要求惩办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进曹宅,曹汝霖已闻讯躲藏起来,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到痛击。曹宅亦被学生放火焚烧。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去学生32人。为抗议反动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从55日起实行总罢课,并要求北京政府释放学生,严惩国贼,不承认“二十一条”,不得在和约上签字。56日,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像春雷一样震动了全国。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南昌、广州、成都、西安、昆明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举行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日本、法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南洋的华侨学生也都开展了爱国活动。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又反过来支持和鼓励了北京学生的革命热情。57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们开始复课。但他们所要求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此斗争并没有平息。519日,北京大、中学校的25万多名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护鲁(山东简称)义勇队,继续进行斗争,同时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6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800多名在街头讲演的学生。由于监狱容纳不下,北京大学的校舍也成了军阀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持续两天的大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6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由此爆发。10日,罢工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的工人达67万人。与此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其开始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66日—7日,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10日,撤消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28日,中国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反帝爱国运动获得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作为爱国政治运动,从191954日开始,到628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止,便胜利地告一段落。作为新文化运动,则可以从1915年《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创刊算起,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告一段落。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猛烈进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之初的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新的文明之曙光。”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爆发后,523日,云南《滇声报》报道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27日,该报转载了北京国民大会致各省各界电及《北京学生宣言书》,在昆明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南华籍学生张舫与同学杨青田、段融生、张四维等人闻讯后,立即起草和制作题为《缘起》的传单,分发给各校学生及广大市民,动员全社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27页。

 

五四运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报刊上的宣传阵地扩大了,并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复古主义展开了斗争。五四运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刊物就增加了400多种。较为出名的除原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外,还有《新社会》、《觉悟》、《湘江评论》以及《民国日报》、《晨报》的副刊等。这些刊物虽然仍属于民主主义性质,但已经不仅仅是宣传民主和科学的内容,而且逐渐增加讨论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容。报刊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也日益增多。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予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以及时的帮助。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性质的社团,也对讨论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第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把讲演的范围由青年学生中间扩展到了工人较为集中的厂矿,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同志开始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之中。第四,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五四运动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决裂,使他们在经过学习研究之后,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五,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中国工人运动继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北京、九江、杭州、济南、天津、开封以及香港等地都先后发生了经济的、政治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初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二者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共产国际和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五四运动后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1920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北京,同李大钊建立联系,并经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会面。他们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08月,在上海,陈独秀等人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小组。9月,上海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组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1月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为各地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材料。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党史讲义》第19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2010月,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任书记。北京小组曾经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1920年秋到1921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先后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与此同时,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联系国外学习的青年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和前途。

 

1920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后,北京、天津、武昌、汉口、长沙等地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储备了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9217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3名。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水族),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18831942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后参与建立印尼共产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尼克尔斯基俄罗斯人,生卒年份不详,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代表。出席了会议。730日晚上,一名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会议立即中止。代表们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6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它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工人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至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此,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开始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4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云南逐步传播开来。云南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胸怀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改造云南社会的理想,到内地或出国求学,追求真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他们把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己任,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进程,为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4年底,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以“唤醒云南青年”为宗旨,在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并先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女子中学、高等师范及其附属中学、成德中学、法政学校、开智印刷公司等学校和单位发展成员,成立支会或小组。云南青年努力会在省立第一中学设总会,下设事务、组织、宣传、训练各组。李国柱任青年努力会总书记兼事务及组织,吴澄(女)、严英俊分别负责训练和宣传。到1926年底,青年努力会发展的会员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学校,成为领导云南青年开展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楚雄籍在昆明读书的青年学生先后参加青年努力会的有毕昌杰、赵祚传等。《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3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259月,共青团中央批准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李国柱任书记。19261月,李国柱向团中央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经团中央党组织批准,李国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云南省内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26117日,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里,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事件。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了。李鑫(云南高等师范农科高中教员、云南省实业厅林业考察员)、吴澄(女、云南青年努力会领导人之一)、周霄、杨静珊(同为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等四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24号(今55号)周霄家里召开了云南省境内的第一次中共党员会议。会议由李鑫主持。会议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建党初期云南的工作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支部。会议决定吴澄(女)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会议还决定把周霄、黄丽生两家的住宅作为特别支部的日常工作机关。《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4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2731日,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在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分工是:书记王德三、组织毕昌杰(4月到中央汇报工作后,赵祚传接管组织)、宣传张炽(4月到中央汇报工作后,刘玉瑞接管宣传),委员李鑫、吴澄、赵祚传、孙荣贵,秘书杨静珊。特别委员会健全了党的工作机构,除组织、宣传外,还设立了以刘玉瑞(后为孙荣贵)为主任委员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以李鑫为主任委员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吴澄为主任委员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以李子固为负责人的军事运动委员会,由马逸飞负责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由严英俊负责的民众运动委员会,分别领导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于38日创办了机关刊物《日光》周刊,先后由张炽和刘玉瑞负责编辑,出版8期后受时局的影响被迫停刊。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外出求学的楚雄籍进步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后,楚雄地区在昆明读书的进步学生姚宗贤(元谋县籍)、赵祚传(大姚县籍)、夏崇先(牟定县籍)、毕昌杰(牟定县籍)、张经辰(禄丰县籍)等,为宣传学习进步思想文化,把《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寄回家乡,在开明人士和进步学生中传阅学习。

 

姚宗贤1917年从元谋县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第八班就读。1918年秋,他参与组织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工作。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昆明后,姚宗贤与本校的同学杨青田等进步学生立即响应。在他们的号召和推动下,省立第一中学、私立成德中学、省立法政学校、省立工业学校、省立农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昆明县立师范学校等8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昆明西仓坡三迤会馆召开会议,组织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后改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简称“省学联”)。“省学联”成立后,领导昆明地区及全省各地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姚宗贤参与创办了《云南学生联合会报》,及时宣传报道国内外时事,向全省青年学生宣传介绍北京和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爱国运动的进展情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昆明学生中进一步传播。1920年初,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姚宗贤与杨青田、柯维翰(柯仲平)等青年学生发起组织成立了云南近代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大同社”。“大同社”把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改造社会作为社团的宗旨。其成员发展到20余人。192010月,以“大同社”成员为骨干,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创办了革命进步刊物《滇潮》周刊。《滇潮》在发刊辞《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本月刊》中鲜明地指出:“自‘五四’以后,各省学界,都在新文化运动旗子底下,大吹大擂起来。独有我们云南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和其他种种黑暗情形,此时还在睡眠状态中”。发刊辞大声疾呼:“青年朋友们应当赶快醒觉!兴奋起来!去寻找一条紧跟时代的路径。”发刊辞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挣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疾呼“我们要是不能把枷锁挣脱,不能把偶像打倒,我们是永远不能做人的;还说什么去跟上时代呢?”《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2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滇潮》旗帜鲜明地以“做云南吸收新文化的导管”为己任,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云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姚宗贤是《滇潮》刊物的编辑之一。1922年秋,姚宗贤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24年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楚雄籍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青年。姚宗贤在校读书期间,先后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北京艺专党支部书记等职。参加了北京学生总会的领导工作。19263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姚宗贤是具体的组织者。会后他率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参加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示威。当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时,反动军警突然向请愿学生开枪,进行血腥镇压,姚宗贤不幸中弹牺牲。《楚雄人民英烈》第1页。他是震惊中外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中英勇殉难的7名共产党人的其中一名。

 

1915年,夏崇先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夏崇先从省立一中毕业后,回到牟定县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在家乡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1923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在校学习期间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云南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德三、王复生等人组织的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1926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夏崇先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广州开展革命活动。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的部队做滇军的政治工作,任机炮大队的党代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清洗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19279月,夏崇先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辑,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抓捕,押到广州杀害。《楚雄人民英烈》第4页。

 

 

1917年,张经辰从琅井小学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接受先进思想文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1924年考入南满医科大学。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李大钊、王德三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张经辰担任“新滇社”北京支部负责人。1926年暑假前,张经辰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积极领导北京大学的进步力量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底,受党中央的委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1929年春回国,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1930年夏,中共云南省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1月张经辰不幸被捕。19301231日,张经辰和王德三、李国柱、吴澄等四名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干部被杀害于昆明西郊。《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下斗争二十四年》第3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19年,赵祚传在昆明成德中学和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赵祚传积极参加“云南学生爱国会”,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0年,学校放寒假,赵祚传带着《二十一条国耻挂历图》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回到家乡,向家乡群众讲解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讲解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凌辱的过程,并将挂图送给表弟刘玉瑞,希望他关注国家民族的兴旺和强盛。1922年,赵祚传在昆明倡导组织“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创办《大姚学生》会刊,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秋,赵祚传考入上海大学,参加了云南旅外学生的革命组织“新滇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秋,赴广州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回到云南,任中共云南特委委员。19284月,中共云南临委书记王德三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特委,推选赵祚传为特委书记。为了给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度过难关,赵祚传回家三次变卖家产资助困难时期的党组织。19286月,赵祚传再次回到大姚县七街变卖田产,为党筹措经费,向贫苦百姓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农民兄弟们组织起来,反对腐朽政府。927日,在大姚不幸被捕。1929329日,惨遭杀害。

 

 

楚雄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翻开了楚雄地区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楚雄地区一批外出求学的进步学子,把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家乡,使楚雄地区的各族群众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反动统治对进步人士和进步思想的残酷封杀,中共楚雄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192611月,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192731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委员会成立,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特委立即派出党团员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19275月,中国共产党在楚雄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武定特别支部。

 

但是,19274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了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纲领,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因国民党清党活动日益严重,四处逮捕革命人士,中共武定特别支部刚刚成立就遭到破坏,党员全部遇害,史迹无存。

 

193511月,楚雄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张承恺,经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李剑秋、陈方二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楚雄县内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张承恺入党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在楚雄开展工作,年末吸收了同校学生杨宝荣、朱家珍、杨宝华、陈德章等四人加入党组织,成立党小组。与此同时,张承恺又经过细致的工作,发展了贫苦农民出身的楚雄县常备中队分队长陈世昌入党。后又通过陈世昌的工作,在常备队发展了徐寅生、江先云等同志入党,成立了县常备队党小组。19361月,经省临委委员陈方批准,成立了中共楚雄支部。张承恺任书记,杨宝荣、陈世昌任委员。《楚雄百年》第3839页,德宏民族出版社。10月,经省临委同意,由陈世昌组织领导了在楚雄哨区发动的“三街暴动”,夺取了区公所的9条枪支和弹药后,参加暴动的人员转移到易门县、楚雄县、双柏县、峨山县四县交界一带,组建了“楚易双峨游击大队”,在云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从此楚雄境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楚雄境内党组织的建立,翻开了楚雄地区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1936年之后,楚雄境内一批秘密的党的地下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建立起来之后结合当地情况,组织各民族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1949101日,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39日,中共武定地委、武定地区人民专员公署成立。1950318日,中共楚雄地委、楚雄地区人民专员公署成立。1953411日,中共武定地委,武定专员公署与中共楚雄地委、楚雄专员公署合并为中共楚雄地委、楚雄专员公署。19584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楚雄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各项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千里彝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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