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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构建资政育人的基础性工程 —— 写在《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即将出版之际    
[ 作者:张金福 日期:2019/2/27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267 评论:0 ]

反映1950年楚雄州解放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8年中共楚雄州地方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历史》(以下简称《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从2013年10月经八届州委第59次常委会讨论决定编纂,到2018年10月九届州委第76次常委会审定同意出版,整整用了五年时间。五年中,楚雄州委党史研究室全体人员为该书的撰写付出很多心血。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作为该书统稿人,笔者结合统稿实际谈谈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几个问题,供我州今后编纂《中共楚雄历史》(第三卷)及正在编写地方党史第二卷的县市党史部门工作人员参考。

一、明确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概念

我们过去把中国共产党的通史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正本,把党的地方通史称为党的地方历史正本。本文现在要谈的“党史基本著作”就是过去说的党史正本。是指由地方党委授权编写、经地方党委审定出版,完整、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地方党组织产生、发展和带领当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经验教训的党的地方通史。

“党史基本著作”这个专用名词,是党中央近几年才明确的新概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党史基本著作,是党史部门的拳头产品、骨干工程、重点项目、尖端学术,集党史征研、编纂、宣教职能和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之大成,最能体现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史学水平、“看家本领”。借用经济发展术语,这是“基础项目、基本建设、重大投资、重点工程、龙头产业”;借用文艺创作说法,这是“大片”“重头戏”“重大题材”“精品力作”。

(一)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是地方党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工程,具有带动学科建设其他项目的龙头作用。在地方党史学科体系中,地方党史基本著作处于核心地位。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编撰带动着党史学科建设的其他项目发展,学科建设的其他项目又为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服务。在基础研究层次,史料征集编研和编年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从内容方面为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服务。地方党史学评论和地方党史学研究则分别以地方党史基本著作为核心的学科建设的现状和历史为对象。在应用研究层次,地方党史基本著作因为在基础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成为应用研究的主要基础和依据。因此,地方党史基本著作是地方党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工程,是带动整个学科建设的龙头。

(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是资政育人的主体项目,对开展资政研究和其他形式资政育人工作具有全面系统的基础作用。资政育人是对党史学科社会功能的集中概括,其中心是对人的作用,具体可分解为四种功能——认识功能、资鉴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属于哲学层面,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再现和阐释,使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和规律,提高人的认识能力;资鉴功能属于政治层面,就是通过提供历史借鉴,使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人的执政能力;教化功能属于伦理层面,就是运用历史的精华,对人们进行教育感化,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审美功能属于美学层面,就是通过对历史审美内涵的表现,对人们进行美的陶冶,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党史基本著作是党的通史,反映的是党的历史全貌,是集大成的党史研究成果,所以党史基本著作能够全面系统地体现党史学科的这些社会功能。虽然史料征编和编年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的成果能够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发挥学科的社会功能,但能够全面而不是个别地、系统而不是零散地发挥学科社会功能的,只有属于通史的党的正史。所以,党史基本著作编撰不仅是地方党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工程,也是资政育人的主体项目。

(三)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是各级党委自身的任务,由党史部门具体承担。党史基本著作编撰在学科建设和资政育人乃至整个觉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各党史部门的基本任务和长期任务。正是这一任务使党史部门得以存在,并为党史部门提供自身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只有坚持以党史基本著作编撰为龙头,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才能推进党史学科建设和整个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才能求得党史部门的生存和发展。

二、《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撰采用的基本步骤

(一)制定规划。《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的编撰,首先是认真制订规划,同时围绕编撰工作统筹安排其他方面的工作。制订了两个层次的规划:一是五年规划——按照《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撰的阶段任务要求进行较长远的规划,并进行分解细化。二是年度计划——按照《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撰的阶段任务要求对五年规划进行分解细化。每个层次的规划都要积极稳妥,切实可行,留有余地。

(二)打好基础。规划制订以后,要认真做好《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的各项基础工作。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史料征编、基础研究和理论准备等三个方面。一是征集资料。资料征集是《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写工作中最基础的工作。总的要求是在深入进行楚雄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的同时,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又要把重点放在专题口述史料的征集上,将资料征集与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结合起来。具体从查阅档案资料、征集口述资料、征集文献资料、征集报刊资料、征集专题资料五方面进行征集。二是基础研究。基础性研究一般分编年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等几个方面,是《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文本撰写的重要准备。编年研究旨在理清楚雄州地方党史线索。专题研究旨在弄清楚雄州地方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专题研究是编撰《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撰写各项项备之中的重点工作,安排足够的时间、投入足够的精力,认真抓紧抓好。人物研究主要是弄清重要人物的活动和作用,为编撰《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而进行的人物研究也是一种专题研究。三是理论准备。理论准备是否充分,是决定《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文本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关键。这些理论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党史理论、党史学理论、党史编撰学理论四个方面。

(三)拟订提纲。拟订提纲是一个构型的过程,也就是确定《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篇章结构的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通过编年研究理清历史线索以后,初步拟订编撰纲目,确定研究专题;第二阶段是在专题研究任务基本完成并进行综合研究以后,进一步修改并确定提纲。

(四)撰写文本。文本撰写是《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写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文本经过四稿(初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定稿)。

三、《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的内容和体例

(一)时间要求。参照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断限,《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上限自1950年3月楚雄州解放,下限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基本内容。《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文本的基本内容包括:楚雄州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活动;楚雄州党组织及其下属组织的自身建设;上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重要组织和重要党史人物在楚雄州的活动。

《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在编写中努力扩展了地方党史的内函。一是充分反映楚雄州党组织在中央和省委领导下,带领全州各族人民为彝州繁荣富强和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围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分析楚雄州党史上的问题,全面反映党组织领导下楚雄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全州各族人民群众的作用。二是充分反映楚雄州党组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州实际相结合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历史。三是充分反映楚雄州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

(三)编纂体例。《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写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也称为“时经事纬”“史纵事横”,也就是在时间上按顺序排列,在具体事件、具体活动上集中叙述。全书均采用编章节结构。全书设4编、14章、49节。由前言、主体、结束语、附录四部分构成。前言概述缘起、背景。结束语综论特点、经验。附录以表格形式收录州级领导人名录、反映党组织及党员发展情况以及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主体部分设编、章、节三个层次,一般按时期分编,按阶段或专题分章,按事件或问题分节,从整体上纵向叙述历史过程,同时不排斥个别章节因特殊情况的横向叙述。各编由引语、章、节构成。引语承接上编,概述背景,提示本编内容。每章、每节依历史线索叙述一事件或按逻辑顺序叙述一专题。全书以叙述为主,适当运用描述之笔。注重分析,寓论于史。适当集中论述和评点。全书采用了通行语体文。做到表述准确、观点鲜明、文风朴实。

四、《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撰过程中注重处理好八种关系

(一)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党性和科学性在根本上是统一的,统一在实事求是上,但实事求是是个过程,处理不好也会出问题。因此,在《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编写中我们突出反映楚雄州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党史姓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对28年的历史作了基本的科学判断。我们认为,首先,成就与错误相比,成就是主要的。28年中,楚雄州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失误和曲折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再次,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探索中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即使在“文革”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楚雄州各级党组织仍然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带领人民群众抓工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发展。这是贯穿这一时期楚雄州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二)历史与时代的关系。把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与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统一起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高度,一是用时代观念阐释历史。用时代观念阐释历史,不是随意改写甚至篡改历史,而是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用新的观念阐释历史。二是应时代需求寻求历史参照。应时代需求寻求历史参照,不是简单比附,不是借古讽今,而是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不同层面,寻求历史的智慧和人文的情怀,以满足现实人们的多种需求。我们编写的《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不仅有历史的思考,还有理论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

(三)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史料是史著和史实的中介,是历史学家反映史实的凭借和依据。史料是过去记录史实的文本,是史实的反映,但不一定符合史实,即使符合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原貌,而且语体也会带着其形成时代的色彩。所以,要准确反映史实,必须对史料进行处理。我们在编写《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时,一是坚持鉴别真伪,通过考证,去伪存真;二是依凭史料提供的信息,尽量还原历史原貌;三是将史料固有的语体转换成现行的语体。经过这样三个层次处理,使史料更接近史实。

(四)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97年的奋斗历程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历史已经证明,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对楚雄州党组织的历史,也应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中,主流无疑是反映的重点,但支流也应该恰如其分地予以反映。如何反映主流和支流,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对待历史上的错误,第一,不回避,错误是客观存在,不是多说少说的问题,回避不是科学态度。第二,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要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对党所犯过的错误挖苦嘲讽。这样的研究和写作才有价值,才能起到揭示规律、吸取经验教训的作用。

(五)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体把握与个案考察的关系。个案即微观考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些细节搞得过细,反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里有一个历史真实与具体真实的关系问题。为了达到历史真实与具体真实的统一,我们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统一起来。在进行微观考察的同时,我们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弄清楚历史发展的脉络,弄清楚各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二是全体与部分、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楚雄州地方党史属地方史,是党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也与楚雄州的方方面面以及周边州市产生联系。因此,必须恰当处理本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妥善处理本级党组织与本级其他组织、本级党组织与下级党组织、本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既要交代背景,说清楚上级党组织、本级其他组织、下级党组织以及发生在周边地区的与本级党组织有关的活动,又要把握分寸,烘云托月而不喧宾夺主。

(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政党,各地党的工作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工作,均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共性较多。研究和编写中共楚雄州地方党史,要注意共性,但更要注意研究和表现楚雄州党史的个性即楚雄地方特色。何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殊。写好了这个“有”和“殊”,就写出了楚雄州地方特色。如何表现?我们在编写《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时,一是在中央精神与楚雄州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虽然中央的精神是一样的,但各地的实际不同,所以各地“结合”的背景不一样,“结合”的方式不一样,“结合”的过程不一样,“结合”的经验不一样,“结合”的效果不一样。充分研究并表现这些不一样,就能写出楚雄州党史的地方特色。二是在楚雄州对全省、全国产生影响的事件上做文章。有些事件,或许在楚雄州党史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对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影响。写好这些事件,也就表现出楚雄州的特色。

(七)人物与事件的关系。写党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见事不见人。写组织和集体,要写出组成这些组织和集体的人的活动。既要写“大人物”,又要写“小人物”,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入史人物的标准。在《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中写人物,我们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以事系人。用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带出人物,在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发展中写好人物。二是写出特点。抓住特点勾勒渲染,不排比铺陈、全面介绍,但必要时也作简单的交代。

(八)史与论的关系。党史属于历史学科,我们在编写《中共楚雄历史》(第二卷)时,遵循史书的规律,做到以史为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就是首先把史实写准确、写清楚、写全面。在叙述历史过程时适当增加一些适当的议论。但议论不多,只是在非议不可的地方作适当点评,在适当的地方集中设论。在议论时尽量避免格式化,特别是避免自相矛盾、史论对立的情况发生。比如对一个党史事件在叙述时是肯定的口气、褒扬的口气,在评论时又说它这儿不足,那儿有问题,或者用吸取教训的口气去评论,这是绝对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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