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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改革的楚雄贡献    
[ 作者:张金福 日期:2019/1/7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344 评论:0 ]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四十年前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楚雄州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全省乃至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楚雄州和全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极“左”思想的禁锢,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谱写出富民兴州的新篇章。

一、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们都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8年12月,18户农户在小岗村严立华家里写下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书,一致要求包产到户,按了血印。但是楚雄州在这之前已在实行包产到户。1978年春,元谋县大塘子生产队50多户农民,冲破禁区,大胆探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全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7年9月,元谋县大塘子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秉笔直书,给县委书记提出了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1968年,中学毕业的李国有,回到家乡元谋县元马公社星大队大塘子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不久,领导和社员推选他为生产队会计。工作中,他看到大家只顾混工分,干农活不讲质量。近几年,粮食产量下降,社员人均口粮从1973年的300多公斤,降低到1976年的150公斤。年终分配每个劳动工日的工分值由7角降为4角5分。为了解決群众的吃粮问题,生产队干部不得不到几十里外的村庄借粮食。1976年,县委书记李香庭到大塘子村调查。李国有向他反映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提出了实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当即得到县委书记李香庭的支持。经过认真研究,大塘子生产队当年在油菜单项作物生产上实行“四定一奖五统一”(即:定土地、定措施、定工分、定产量,超产奖励,生产队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统一劳动定额、统一调配耕牛和大农具、统一使用化肥农药和水利设施、统一核算分配)的生产责任制。此时,社会上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县委书记李香庭被人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搞“三自一包”。城里搞着大批判,大塘子村实行“四定一奖五统一”的生产责任制却增了产。全队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翻了一番,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获得大增产。农民人均口粮和纯收入大幅度增长。李国有将“四定一奖”的实践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写了一封长信,交给县委书记李香庭。1978年大塘子继续推行包产到组,粮食超产奖工分,经济作物超产奖现金。这一年23亩棉花计划产量1318公斤,实际完成1965公斤,超产691公斤,兑现奖金797元。粮食从上年的14万公斤增至30万公斤;甘蔗从上年的7万多斤增至40万斤。全队户户钱粮双增收。1978年11月,在楚雄州委召开的县书会上,李香庭把李国有写给他的信向州委领导作了汇报,引起州委书记余活力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决定在同月召开的全州农业先进代表会上推荐《元谋县大塘子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李香庭的一封信》。与此同时《楚雄通讯》(楚雄州委主办)全文转载,《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作专题报道。

南华县草花塘村,地处高寒山区只有11户人家。1979年春耕时,把38亩地包产到户,实行超产奖励办法。由各户按劳动力多少,自报承包面积,最少的1户承包了1.5亩,最多的1户承包了7.6亩。秋收时,由集体过称验收各户生产的粮食,38亩承包地平均单产260多公斤,比上年平均亩产150公斤增长74.4%,成为全大队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生产队。州委及时总结了草花塘生产队的经验,发出州党发〔1980〕28号文件,指出:“联产到组、到户、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能够较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管理形式。提倡凡能包产到户到人的农活都包到户包到劳动力。更好地克服平均主义,体现按劳分配原则。”1979年末,全州15887个生产队中,实行包产到户的5163个队,实行大包干交提留的1398个队,实行其他责任制的9326个队。这一年虽然遇到严重的干早,降雨量比正常年景少三分之一,全州粮食产量仍比上年增长5.8%,达6.3亿公斤。通过实践,广大农民赞赏“大包干”责任制。他们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心中有数,干部省心,自己放心。”到1983年,全州除6个生产队实行其他责任制形式外,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养蜂能手何正喜年终获奖1556元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新华社发了一条来自楚雄州大姚县轰动一时的消息——《养蜂能手何正喜年终获奖1556元》,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争议和震动。地处高寒贫瘠山区的大姚县毛稗田大队养蜂场,总结过去集体蜂场连年亏损的教训,按照大姚县委关于集体蜂场实行“四定一奖”责任制的规定,于1978年初,与新任养蜂员何正喜签订了承包合同。何正喜接手时蜂场有蜂30群115框,经过他精心饲养,到11月蜜蜂发展到95群540多框,产蜜12548市斤,总收入13682元,超产7782元,按合同规定,何正喜应得奖金1556.40元。这笔奖金该不该发?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该奖,少数人说奖多了。问题反映到县上,大姚县委书记起进富到毛稗田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一起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认为,何正喜对集体贡献大,奖金应该全发。于是,在赵家店召开了300多人参加的领奖大会,县委书记起进富亲自把1556元奖金发给何正喜,并给他戴上大红花。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响:新华社发出《养蜂能手何正喜年终获奖1556元》的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云南日报》等26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1978年12月23日,《楚雄通讯》开展了“何正喜1556元奖金该不该给”的讨论。1979年2月22日,《云南日报》开办了“一千五百多元奖金该不该全发——关于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讨论”专栏。先后刊出15期,发表50多篇讨论文章。这场讨论的实质是批判了长期以来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深的左倾错误思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政策,划清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与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界限,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弘扬勇于探索的精神。

三、“小宗作物责任到人”大讨论波及全省

1979年7月30日,《云南日报》登出“小宗作物责任到人是个好办法还是倒退?”为题的报道,在全省引起了一场大讨论。楚雄州牟定散花大队邓官屯生产队的这一做法,促进了全州、全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邓官屯生产队有39户人、75个全劳力,282人。地多人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5亩耕地。1975年,这个队冒着被扣上“工分挂帅”“唯生产力论”等政治帽子的风险,悄悄地把40亩烤烟地分到各户栽种、管理。按各户人口劳力等具体情况,以社员自愿为主划分到户。除两户自己没有条件栽种外,其余各户多的承担1亩6分,少的承担了6分。划定面积以后,生产队统一供给烟苗和肥料,由各户自己栽种、浇水、锄草、施肥、采摘。烘烤时根据烤炉的容量和各户烟叶成熟的情况,提前通知各户采摘烟叶的数量。烟叶采摘过磅记录后,由各户自己编好烟杆,由生产队统一烘烤。烟叶装进炉子后,各户分管烟田地的工作就结束。生产队按一斤鲜烟叶付给三厘工分,亩产鲜烟叶超过3000斤的,每斤就给四厘工分。

邓官屯生产队的做法,主要解决了春耕时要收小春,又要栽水稻、种包谷、栽烤烟几套农活一起上,劳力分配不过来的困境,这样可充分调动起各种积极因素,各类农作物能按节令栽种、薅锄、收获。1977年,旱情严重,许多地方的烤烟减产减收,但邓官屯的烤烟却出乎意料增了产,总产值9000多元,比1976年增加2000多元。

1978年,虽然雨水多,影响烤烟质量,许多队增产不增收,邓官屯的各户自觉排水防涝,烤烟增产又增收。总产值11000多元。比上年增收2000多元。邓官屯责任到户增了产,有13个队都跟着他们学。他们信心更大,接着把油菜、包谷等小宗作物也分户栽种,结果夺得油菜大丰收,从过去的2000斤猛地到6000斤;包谷由过去的亩产200多斤,增加到600斤以上。

1979年4月,牟定县委宣传部干部张飙将邓官屯责任到户的材料交《云南日报》社总编辑李孟北,报社编发“内参”,报省委主要领导审阅。省委书记安平生在“内参”上批示:“可在《云南日报》上开展讨论”。在开展讨论前《云南日报》社派人先后两次组成调查组到牟定县散花大队邓官屯生产队进行实地调查。掌握详实情况后,《云南日报》于1979年7月30日刊出“小宗作物责任到人是个好办法还是倒退?”为题的长篇报道,编辑部加了按语。希望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农业战线的同志都来就小宗作物责任到人这个办法好不好,到底是不是倒退的问题进行讨论。

邓官屯生产队“小宗作物责任到人是个好办法还是倒退?”的大讨论,在《云南日报》上讨论了两个多月,全省各阶层、各行业、各族各界人士参与这场大讨论,赞扬这是一个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大讨论结束,《云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指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支持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

四、侯绍英长途贩运冲破商品流通的禁区

侯绍英,是牟定县共和镇的农村社员。1980年,她从外地贩运甘蔗、红糖、猪油到本地销售。她贩运的商品价格比当地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牌价还低,群众争相购买,她也赚到可观的利润。她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的争论。

针对这个向题,州委于1980年10月召开1500多名干部参加的学习经济理论动员大会。开办理论辅导员训练班,举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劳动价值论》等专题讲座,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人们从不同角度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总的认为,农民依靠自己劳动经商,依法纳税,应当支持其发展;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空卖空,违法经营者应坚决取缔;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不是去限制农民经商,而是怎样鼓励其发展,把经济搞活,把市场搞兴旺。通过讨论,为农民经商正了名,推动了城乡商品市场的繁荣兴旺。

经过农村改革,彝州广大农民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农村商品生产的主体,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培育了新的机制。州委、州政府解放思想,积极鼓励扶持发展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一批勤于劳动,善于经营,敢为天下先的农村能人冲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走上了发展商品生产,勤劳致富的新路子。随着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消,商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全州一些骨干产品、产业的开发,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优势为依托,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以连接广大农户的商品生产基地为基础的种养加销一条龙,科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加快了市场农业的发展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发展又掀开了新的一页。楚雄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落实“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更大步伐。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改革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州各族群众对彝州农村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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