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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散文】烈士英名传千古    
[ 作者:张金福 日期:2016/12/15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3105 评论:0 ]

烈士英名传千古

——缅怀张经辰烈士

 

张金福

 

张经辰烈士在我的家乡——禄丰县妥安乡琅井村小学的魁阁楼旁,矗立着一座革命纪念碑,碑上镶嵌着一位英姿勃发、气宇轩昂的青年铜像,这位青年就是革命先驱、中共云南省临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张经辰烈士。他1903年10月生,1930年12月英勇就义,是云南省早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英勇献身的众多烈士之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回到家乡,伫立在纪念碑及铜像前,默念着张经辰烈士的碑文,追思着烈士的丰功伟绩:

弟兄3人中,张经辰最小,但他自幼性情爽直,聪慧好学,深得长辈们喜爱。后来张经辰的父亲离家另娶,母亲一气,卧床不起,哥哥外出谋生,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去为大户人家做杂工,用微薄的收入将他养活并供他读书。就这样,张经辰在琅井这个千年古镇里孤苦地度过艰辛的童年和少年,也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他这个穷人的孩子坚忍不拔,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性格。

张经辰烈士纪念碑张经辰在琅井小学毕业后,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15班,在昆明开盐铺的三叔张绍和资助他上学。省立一中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神州大地,“五·四”运动,唤起了有志青年投身时代的洪流,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带来了人们自身的变革。张经辰在三叔资助下,于1923年到上海、南京补习功课。他原先立志学医救国,次年考入南满医科大学,可是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太远。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政府愈显腐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他逐渐认识到医学不能救中国,便毅然放弃学医,1925年张经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

来到北京大学,张经辰顿感天地豁然宽广,浓厚的革命气氛感染着他,特别是认识了李大钊、王德三等同志,开始接触并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使他思想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1925年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经辰更加明确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革命的志向。同年,云南旅京学生,中共党员王德三、杨兰春(春田)、李鑫、王复生等人在北京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更名“新滇社”,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张经辰积极参加了“新滇社”,北伐开始后,他担任了“新滇社”北京支部负责人。1926年他由北大预科转入本科数学系学习,他一面学习,一面作党的青年工作。他不仅在校内外开展活动,而且还深入工厂、农村、街头进行宣传鼓动,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良好演讲才能,赢得了大家一致信任与支持,成为了北大学生会宣传股主任。由于组织领导学运工作出色,在北京大学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上张经辰被推选为学生大会主席。1926年暑假前夕,他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同年他与同时赴京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女生何月华(云南宜良县人)结为夫妇。月华于1927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学生和社会团体10万余人举行示威,抗议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和军阀的卖国行径。游行群众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张经辰在这一斗争中英勇顽强,奋力抢救受伤的同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大批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遭到逮捕和屠杀。1927年4月28日,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被敌人处以绞刑。噩耗传来,张经辰悲愤至极,你咬紧牙关发出誓言:“我要努力完成他们未尽的工作,替他们报仇!”由于在北京已难立足,组织决定他与杨一波等前往上海,准备到三军朱培德部作政治工作。不料上海已充满白色恐怖,朱部正在“清党”,显然已不能再到朱部开展工作。张经辰等便设法与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取得联系,转入地下工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从上海派些青年党员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张经辰就是其中之一。

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苏联在莫斯科创办的一所专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全称叫“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其宗旨是从理论上培训中国革命青年。他们这一批学员共30余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乘一艘苏联商船从上海出发,经四五天航行到海参威,再乘坐火车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张经辰最初学习军事,几个月后,经申请同意,转学政治理论。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在异国他乡,辛勤耕耘。在学习之余,他满怀激情地给妹妹写信,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并将自己学习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英文版寄回家,激励妹妹奋发上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28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中共中央反映云南目前急需干部的情况。不久,中央决定将张经辰等一批同学提前调回国内工作。当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的同志对回国有顾虑,张经辰对他们说:“党和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回国。”同时,他积极准备行装,于1926年春回到上海。当他了解到云南党的活动处境日益艰险,急切需要干部的情况后,毅然要求回滇工作。

1929年3月初,张经辰化名“仲仁”回到云南,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在严峻的斗争中,他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外出时巧妙化妆,长袍短衫频繁更换,有时扮成老翁,多次躲过特务的跟踪,和同志秘密接头。昆明八大桥上、金汁河畔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负责编辑在云南地下党最有力的宣传刊物《斗争》,使革命者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曙光,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

1930年春,地下党又陆续遭到破坏,张经辰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到陆良县三岔河、旧州、马街等地检查指导工作,对陆良党组织及时作了合理调整,建立了中心县委,并与县委负责同志吴永康等积极筹划武装斗争。他们将武装暴动组织编为红军三十八军,下辖三师一旅,于7月4日举行暴动。由于经验不足,各部配合失调,武装暴动未能成功。但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影响深广,给云南地下党早期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5月前后,由于党团省委领导中出现叛徒,党内不少同志相继被捕。张经辰想到省委机关多处被破坏,党的工作将处于瘫痪状态。为坚持领导工作,作为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的他毅然指定周芳、何英等5人组成中共云南特别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省党的工作。但不久又了解到省委领导同志多数尚未被捕的情况后,随即取消了特委。这表现了张经辰不仅具有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而且具有严肃的组织纪律观念。

5月,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为保存党的组织,张经辰立即以省委书记名义向中央作了简单报告,及时改变了接头和联系地点、讯号,并在党内召开秘密会议,总结教训,要求党内同志要特别加强对判变分子的警惕性。为了取得中央对云南工作的指示,同年秋天,他代表云南省委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上级党组织考虑到云南形势日趋险恶,建议他不要回滇,但党的机关和战友们的安危让他放心不下,崇高的责任感使他踏上回滇的道路。经党中央同意,10月中旬,他绕道九龙、香港,几经周折又回到云南,完成了护送文件与活动经费的任务。他刚到家,就到各联络点了解情况,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工作,晚上和爱人月华将布帛上密写文件用显影药水翻记下来再进行印刷。正当他不顾生命危险忘我工作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魔掌。

张经辰烈士故居在狱中,张经辰被国民党反动派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信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从来不向反动派低头,对党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爱人何月华四处奔走,打听下落,并想办法通过关系得以探望他,只见张经辰躺在一间潮湿的牢房里。看见亲人,他艰难地起身走来。此时,他已经遍体鳞伤,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角一块焦黑的地方还流着血水,他强忍着剧痛,吃力而急切的问道:“家里情况如何?”深知丈夫话意的月华回答道:“母亲欠安”。他得知情况不好,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但马上安慰她,鼓励她要坚强起来继续斗争。此次探望成了他们的永别。无计可施的敌人于1930年12月30日将年仅27岁的张经辰与王德三、李国柱、吴澄同志一同杀害于昆明西郊。

张经辰生前曾立下宏愿:“要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献身!”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誓言。

经辰同志走后19年,新中国诞生了,我们的家乡琅井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如今正在齐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建设新农村。在2003年张经辰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云南省委、楚雄州委及禄丰县委都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县委、县政府还为他修建了纪念碑,为他塑立了铜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中共楚雄州委将他的纪念碑命名为“党史教育基地”,并拨款对纪念碑周围环境进行了美化。每逢节假日,乡亲们和学校的少先队员都要到他的纪念碑前敬花报捷。

我默默地向张经辰烈士献上鲜花,向他报告家乡的喜讯,向他报告他未尽的事业后继有人。

经辰同志,你安息吧!你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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